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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痕》手稿帶你重返“1978”

作者:  來源:撫州日報   發布時間:2020-06-27


  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上刊登的8000字短篇小說《傷痕》轟動全國,形成“傷痕文學現象”。這篇小說喊出了廣大讀者的心里話,在當代文學史上有著無可替代的地位。2018年10月10日,小說作者盧新華把《傷痕》最初的手稿、讀者來信等相關資料捐給復旦大學圖書館,并在復旦中文系舉行座談,盧新華自述了《傷痕》背后的故事。在此,與讀者分享。



《傷痕》手稿 
  
  心里的抉擇
  
  我是在恢復高考后的1977年底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的。我們這個班級的全稱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評論專業”,多少年來,同學們習慣用班級信箱“7711”稱呼我們這個集體。“77”是指一九七七年考入復旦七七級,“11”則是中文系的代號。
  
  班上同學年齡跨度很大,最大的1945年出生,最小的1960年問世,普遍喜歡舞文弄墨,創作熱情尤其高漲。剛入學,大家就自發地建立起很多興趣小組,有小說組、散文組、詩歌組、文藝評論組。




年輕時的盧新華 
  
  有一天,我從未婚妻家回來,發現我被分在詩歌組。原因是有些同學知道我當兵時曾在山東《曲阜文藝》發表過一些詩歌,所以理所當然地將我分在詩歌組。但他們不知道,其實當時我心里已經準備寫小說了。
  
  在進復旦大學中文系讀書之前,我其實一直對哲學情有獨鐘。我在部隊時所讀到的大部分書籍,都和哲學有關。所以考復旦填志愿的時候,我記得還填了哲學系。但我內心里對文學,尤其詩歌和小說一直也是很喜愛的。我陸陸續續讀到了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托爾斯泰《復活》《安娜·卡列尼娜》,莫泊桑的《羊脂球》,雨果的《悲慘世界》,以及都德、契訶夫、巴爾扎克、狄更斯等文學大家的作品。這段經歷對我后來寫《傷痕》幫助很大。初讀到這些文學名著,我面前仿佛打開了另一扇天窗,讓我看到了真實的生活,真實而豐富的人性……因此,我心里從那時也就萌生了一個想法:如果我將來要寫小說,這些文學作品才是我要師承的榜樣。
  
  我后來所以動了寫小說的念頭,也是覺得相較于詩歌和散文,小說的容量更大,反映的社會生活面也更廣闊,而且僅就題材而言,小說還可以包含散文、詩歌、議論等各種文體,能夠更全面、更深入地表達作者對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思考。而就我寫詩的感受,覺得詩歌畢竟是陽春白雪,受眾較少。
  
  我在部隊和工廠出黑板報時也經常寫詩,但我發現多數戰士和工人對詩歌并不怎么感興趣,相比較而言,他們還是喜歡看小說。所以,我在入學后選擇自己喜歡的文學興趣時,最終還是放棄了自己比較熟悉的詩歌,而選擇了小說。這樣,為了應付第一期的墻報,我必須交一篇小說,這也就成了催生《傷痕》的一個重要因素。
  
  《傷痕》的誕生
  
  那么,究竟寫一篇什么樣的東西才能交差,并表達出自己對時代和社會的思考呢?在那剛入學不久的日子里,我一直在苦苦思索,最終還是在一堂作品分析課上找到突破口。
  
  那天,是看上去文弱清秀的鄧逸群老師在課堂上為我們分析、講解魯迅先生的《祝福》。她說到魯迅先生的好友許壽裳在評《祝福》時曾說過一句話:“人世間的慘事,不慘在狼吃阿毛,而慘在封建禮教吃祥林嫂。”鄧老師引述的許壽裳先生的話當時如五雷轟頂,在我腦海里營營作響,許久徘徊不去。下課以后,我仍舊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之中,不知不覺就走到校園中央毛澤東塑像巨大背影正對的地方,心里驀然就蹦出一個念頭:我要寫一個家庭悲劇,一個男孩子,因為父親被打成走資派,便毅然決然和他決裂,并離家出走。等到父子再度相見時,父親已是醫院太平間里一具冷冰冰的尸體。后來考慮到女性的感情更豐富和細膩,才又改成寫一對母女。
  
  《傷痕》并不是一次寫完的。主要是白天有課,靠晚上的一點自習時間也寫不了多少。所以,當晚我只寫下一頁,當時的名字也不叫《傷痕》,而是《心傷》。第二天繼續寫,也只完成了兩頁,但篇名改為《傷痕》。主要是覺得“心傷”還有些局限于心頭的瘡傷,人們的傷痕不僅僅是心上的,身上也不缺。
  
  第三天是周六,我回到未婚妻家中,在她家的閣樓上,以一臺縫紉機當書桌,從晚上六點左右寫到凌晨兩點多,一氣呵成。當時的感覺好像不是在寫,而是在記錄,不僅記錄一個人,同時也記錄一個時代的故事和命運,聽主人公時而娓娓道來,時而傷心痛哭,音容笑貌栩栩如生,若在眼前。但她好像又什么也沒說,只是反復地不斷地囁嚅著兩個字“傷痕,傷痕,傷痕……”
  
  及至完篇,已有“淚已盡”之感,擦一擦淚,揉一揉眼,筆一扔,伸展一下雙臂,心里就一句話:“可以死了!”
  
  帶著這樣的自信,周一一早到學校,我便趕去中文系辦公室,請一位教寫作課的女老師幫我看稿,并請她若認為好的話,代我向相關雜志投稿。這位老師人很好,待人也很熱情、直爽、真摯,滿口答應了。大概過了兩天,她便找我去了。一見面便說:“盧新華,你這個小說寫得不錯,挺感人的。但是,我得直白地告訴你,這樣的小說是肯定發不出來的。我曾在《朝霞》雜志社呆過兩年多,相信我還是有自己的判斷力的。至于為什么不能發,三言兩語也說不清,我還是建議你多讀一些馬恩列斯毛論文藝的著作,從那里也許能找到答案。”
  
  我雖然有些失望,但還是按照老師的意見將我所能找到的馬恩列斯毛論文藝的著作都找來看了一遍,但也沒找到哪一條說不能寫。我于是又將《傷痕》給班上幾個理論水平較強的同學看,請他們提意見。未料他們的反響也都平平,而且婉轉地告訴我,這篇作品從理論上看問題很多。這對我的自信心打擊很大。也意識到如果用時下的文藝理論的條條框框去套《傷痕》,《傷痕》的問題確實一大堆。我已不再奢望《傷痕》還能夠發表,而是將手稿鎖進了抽屜,心想:還是十年以后再說吧。
  
  但后來有一天晚上九點鐘左右,我已經在雙人床的上鋪和衣躺下看書,忽見宿舍的門被人輕輕推開,跟著,小說組組長倪鑣同學的頭從門縫里探進來,對我揚揚手說:“盧新華,過兩天就要出墻報了,你的小說稿還沒交呢!”我這時候才想起出墻報的事,忙道:“好的,我就來寫!”當即翻身下鋪,坐到寫字臺前,準備另寫一篇應付墻報。然而只寫了一兩行字,就再也寫不下去了。真是“曾經滄海難為水”,寫過《傷痕》后,再讓我去寫一篇小說應付墻報,已是萬難。轉念一想,《傷痕》既然發表不了,出墻報總可以吧!于是打開寫字臺抽屜,取出用500字一張的方格稿紙仔細謄寫的《傷痕》文稿,有些躊躇,但也有些如釋負重地交了出去。
  
  所以,仔細算下來,倪鑣同學應該是《傷痕》公開發表過程中,我的第一任責任編輯。他后來也到美國留學。有一次,我們在上海見到,他告訴我他當時拿到這篇小說,也曾給同寢室的幾位同學看過,有些不同的意見。但大家又都認為,出墻報的初衷就是同學們各自拿出自己的作品,互相學習,互相幫助,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有不同意見正好可以拿出來一起討論。當然,倪鑣同學自己是首肯《傷痕》的,作為小說組的組長,同時又是墻報主編,他決定將《傷痕》放在墻報左上角的頭條位置。
  
  不幾天后的一個周末,我一早就被門外的腳步聲吵醒了,很不情愿地起了床,拿了盥洗用具去盥洗間洗漱,一出門卻看到門外走廊上擠滿了人。原來是班級墻報貼出來了,許多人正在圍觀。我也沒在意,顧自走向盥洗間。等我洗漱完畢回寢室時,才注意到有不少女生在那里哭鼻子抹眼淚,還有的在往筆記本上抄寫著什么。
  
  我順著她們的目光看過去,新出的班級墻報的左上角,“傷痕”二字很醒目的映入我的眼簾。當時我的心情別提多激動了,因為正是在這個狹窄的宿舍走廊上,在這片還散發著沒有干透的漿糊氣息的墻報跟前,我遇到了我作品的第一批知音。特別值得提出的是,當時4號宿舍樓的三樓、四樓居住的大都是本系和外系的女生,她們當中絕大多數人都沒有正規地學習過什么文藝理論,只是聽憑自己的直覺、感情和生活經驗來閱讀和理解《傷痕》,所以,她們的眼淚也就顯得特別的珍貴。沒有她們飽蘸著愛和恨的真誠的淚水,《傷痕》就不會在復旦校園造成轟動,也就不會為《文匯報》所知悉,并引起他們特別的重視和關注。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作《眾緣成就的傷痕》,那里面曾提到過成就《傷痕》諸多因緣,而當年居住在4號樓3樓的同學,包括4樓的外系女生們,正是這諸多因緣中特別重要的一環。
  
  伯樂的賞識
  
  當時《文匯報》負責和我聯系的編輯,是文藝部部委鐘錫知先生。他為《傷痕》的發表傾注了極大的熱忱,可以說是嘔心瀝血。當然,我后來到文匯報工作過一段時間,也才知道《傷痕》決定發表還是文匯報文藝部同仁集體討論的結果,當時的部委史中興先生,筆會欄目的主編徐開壘先生等都曾為《傷痕》發表出謀劃策,盡心盡力。而報社總編輯馬達先生的首肯和贊賞以及最終簽發更是無人可以替代。但對于當時還在讀大一的我而言,在《傷痕》發表前與文匯報的幾番溝通與聯系中,我是只知有鐘錫知,而不知有他人的。
  
  鐘錫知先生面容清癯,雙眼明亮,渾身散發著一股精干而敏銳的氣息。他喜歡微仰著頭講話,即便是微笑時,兩眼也總直視著你。他是文匯報的高級記者,我和他因《傷痕》而結下的緣分,與孫小琪老師有關。孫小琪原先在安徽插隊,她們那里有個鐵姑娘隊,隊員有孫小琪、俞自由等。鐘錫知曾采訪過她們,并寫過她們的長篇通訊報道,此后他們之間便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傷痕》在復旦校園引起轟動后,孫小琪遇到回滬探親的俞自由(其時她已經是安徽天長縣縣長),便將復旦校園有關《傷痕》的信息講給俞自由聽。俞自由聽到后,第一時間將此信息傳達到鐘錫知那里。鐘錫知先生有著媒體人特有的新聞敏感,馬上電話找到已在復旦留校任教的孫小琪,托她找我要小說稿。孫小琪當時還不認識我,又托系里的張德明老師來找我,說是《文匯報》聽說復旦有這么一篇文章,想找過去看看。語意模糊,也沒說一定發表。我于是將《傷痕》重新抄寫一遍交給他。
  
  發表的過程其實很周折。鐘錫知告訴過我,《文匯報》拿到我的《傷痕》原稿后,馬上打成小樣,分別寄給新聞界、文藝界、教育界等知名人士,廣泛征求對這篇作品的意見。就我所知,我們復旦的陸士清等老師,以及作家吳強、鐘望陽等都收到過小樣。反饋的意見絕大部分都是很肯定和積極支持的。
  
  鐘錫知先生也告訴過我一件事,有一次他去北京參加理論務虛會,與上海文聯黨組書記鐘望陽先生同乘一個軟臥包廂,旅途中他們用了很多的時間談論《傷痕》。后來,鐘望陽又一次對鐘錫知說:“小鐘啊,我看你們報紙版面有限,一下子登不完《傷痕》,還是讓給我登在《上海文學》復刊第一期好不好?”鐘錫知當然沒有答應,但鐘望陽先生的意見肯定也對《文匯報》后來決定發表《傷痕》,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所以我說《傷痕》是“眾緣成就”的,沒有復旦校園里同學們讀墻報《傷痕》所流下的真誠的熱淚,沒有孫小琪的牽線,沒有鐘錫知先生敏銳的目光,沒有上海新聞界、文藝界、教育界眾多知名人士的支持,沒有改革開放的大的政治環境,是不會成就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傷痕》的。
  
  《傷痕》是我入學后于4月上旬寫成的,而我們進校報到的日子是1978年2月28號。粗看上去,《傷痕》的寫作似乎和復旦沒有多大的關系。但我心里清楚,沒有鄧老師及其他老師的課,我根本不會想到去寫《傷痕》,更不知道如何去寫好《傷痕》。我很感恩教我們文學概論課的吳中杰老師,他也許至今還不一定清楚,我所以會寫《傷痕》,還是受到他在課堂上講典型和典型概括的理論的啟發。何為典型?那必須是共性和個性的完美結合。我在寫王曉華時,心中既有千千萬萬個具有著相同特質的王曉華,但她的經歷,她的行事方式又注定她畢竟還是“這一個”。
  
  后來也有人問我王曉華的名字是怎么起的?我告訴他們:“王”是我母親的姓,“華”是我和我夫人(當時的未婚妻)的名字里共有的字。“曉”則寄寓了天將破曉,黎明已然來臨的意涵。而更重要的是,我覺得這個名字是那個時代的語境里最普遍,最讓人耳熟能詳、過目不忘的符號。
  
  《文匯報》4月下旬從我這兒要走稿子后,也曾有同學對我說,報紙可能登不出這么長篇幅的小說。那時,《文匯報》上刊登小說,一般三四千字已經到頂了,一兩千,兩三千字是最常見的,我這篇卻有八千多字。同學們于是建議我投稿到《人民文學》。我聽了他們的意見,又謄抄了一份。這時,又有同學主動幫我寫了一封推薦信,內容敘述《傷痕》在復旦校園引起轟動的情況,還找來一些人簽名,作為見證人,附在推薦信后面。
  
  但只過了兩個月左右,我便收到了《人民文學》編輯部的一紙退稿信。信中只有抬頭的“盧新華”三個字是筆寫的,其它都是鉛印的。內文是這樣的:“盧新華同志,你的來稿經研究決定不予刊用了,現退還給你,歡迎繼續來稿。”
  
  我在失望之余耐心等到7月份暑假前夕,才終于得到《文匯報》的通知,他們希望我暑假里不要離開校園,因為這期間《傷痕》可能要發表,要找我看小樣,談修改意見。
  
  具體的修改意見記得有16條。是鐘錫知先生親自約我到當時的圓明園路149號《文匯報》大樓6樓文藝部面談的。印象最深的有三條:
  
  其一,原文中第一句“除夕的夜里,車窗外墨一般漆黑”,似有影射之嫌。于是另補充兩句“只有遠的近的紅的白的燈火時隱時現。這已經是1978年的春天了”;
  
  其二,春節期間,“鄰居的大伯大娘”來看望王曉華,似乎沒有階級界限,后改成“鄰居的貧下中農”;
  
  其三,整個作品很壓抑,結尾要有一些亮色,于是我便讓懷著一腔激憤之情站在外灘水泥墻邊的王曉華轉身拉了蘇小林一把,“朝著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走去”。
  
  熱烈的回響
  
  《傷痕》發表后,同班同學劉開平曾騎著自行車和我一起出去買當天的《文匯報》,我們走了七八個售報點,都已經賣光,最后還是在五角場一個比較偏僻的郵局才買到幾份。后來,文匯報將1978年8月11日刊載有小說《傷痕》的報紙加印到180萬份,但還是不能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




當年《傷痕》刊發的報紙版面
  
  與此同時,因為報紙上在作者名字之前加了“復旦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字樣,于是讀者來信便像雪片一樣從全國各地向我所在的7711信箱飛來。同班同學著名作家李輝當時負責信箱郵件收發,他每天都要抱著一大捧讀者來信來交給我。




當年全國讀者的來信蜂擁而至
  
  這樣,兩三個月的時間里,我差不多收到了近3000封來自全國各地的讀者來信(包括寄到《文匯報》再轉過來的),以至于我有時不得不在課堂上見縫插針地悄悄閱讀和處理那些來信。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封來自西安的讀者來信曾這樣寫道:“我和你小說的主人公王曉華同名同姓同歲,同年下鄉,同樣的家庭遭遇。我不知道遠在東海之濱的你,如何這么詳細地了解到遠在西北古城的我的這一切的。”



讀者來信
 

  《傷痕》在《文匯報》上公開發表,并在全國引起轟動后,曾有媒體報道說,當年全中國讀者讀《傷痕》的眼淚,可以流成一條河。這可能有點夸張,但我想流成一條小溪還是可能的。今天的我,雖然已經無法從這所有人的眼淚中去分辨出哪些是我復旦的同學們最早流下的眼淚,哪些是后來的人們所注入的淚水,但我知道所有那些眼淚都是苦澀和真誠的,閃爍著未被泯滅的人性和良知的光輝。
  
  我也曾經回家告訴我母親,說我寫了一篇小說發表了,很受歡迎,母親不識字,就讓我講給她聽。我于是把故事簡要地和她說了一遍,她竟然也哭得稀里嘩啦的。
  
  1979年初,我作為中國作協最年輕的代表去北京參加第四次文代會。會議結束后有一天,我抽空去宣武區看望一個表哥和表嫂。表哥不在家,表嫂正背著門搓洗衣服。我叫了她一聲,她回過頭見是我,忙擺擺手叫我別吱聲。我覺得很奇怪,以為表嫂太不通人情世故。后來才注意到她正在收聽廣播劇《傷痕》,并且聽得入了迷,眼淚大顆大顆地滴在洗衣盆里。我告訴她,那是我寫的,她怎么也不相信,說:“你家哪來的這些事?”




  著名文藝評論家王朝聞、陳荒煤等,著名作家吳強等都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給予支持。在《人民文學》雜志社舉辦的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的評獎活動中,《傷痕》也高票獲獎。《傷痕》曾被改編成話劇、廣播劇以及各種地方戲劇等在各地上演,它還被美術界李斌等三位畫家改編成筆墨連環畫在《連環畫報》上發表并獲得第二屆全國連環畫評獎一等獎。(以上為節選,完整原文載于《上海紀實》)(本文原載于2018年10月19日《撫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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